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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家芳:巨幅国画《上海》创作的故事

石梦洁 整理  上海滩杂志公众号


主编专访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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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家芳,1959年生,上海嘉定人。1997年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系研究生毕业, 国家一级美术师,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,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会员。现任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、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术委员会委员、上海中国画院画师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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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上海》


2018年8月30日,对汪家芳来说,是一个难忘的日子。这天下午,他独立创作的大型中国画《上海》正式开笔落墨。

两个多月前,汪家芳受到上海市委领导及有关部门的委托,要为西郊宾馆外宾接待大厅创作一幅体现上海城市风貌的中国画。16张8尺宣纸无缝拼接而成的巨幅,这是汪家芳迄今为止创作过的最大的单幅作品,也是画家以个人名义独立完成的尺幅最大的中国画。


“当有任务来的时候,

就一定要有一种担当”


这幅《上海》从创作伊始就一波三折。6月份刚刚接到任务,汪家芳第一时间绘制了初稿送审。到了7月初,迟迟没有等到回音的汪家芳照原计划去往欧洲旅游、写生。7月13日这天,他接到来自上海市委的电话,通知他16日上午领导接见。“我记得很清楚,那会儿我在西班牙的一座山上。”汪家芳有些为难,因为回程的飞机16日晚上才到上海,“但我想,他们要找我,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”一番思索过后,汪家芳当机立断地把机票改签到了15日。

为如此重要的场合作画,汪家芳十分珍惜这样一个难得的机遇。而作为出生、成长于这片土地,时刻关注、挚爱着这座城市的画家,能够承担这样的任务,汪家芳自觉义不容辞,同时倍感荣幸:“当没有任务的时候,必须要自律;当有任务来的时候,就一定要有一种担当。”

这幅画是汪家芳位于闵行的工作室中创作的。他很清楚,西郊宾馆会场的背景画,不止是单纯的艺术创作。它既要反映一个地域的历史和文化,但又不能仅仅作为风俗画来考量,必须要兼顾到会场的实际环境。

汪家芳坦言,自己以前并不太了解这些“讲究”:“画家嘛,只管创作就行了。”但当实际开始构思和创作的时候,他逐渐意识到“规矩”的重要性:“艺术当然是独立自由、个性张扬的,但当你被指定做一件特殊事业的时候,就必须要有规矩,否则是做不成的。一幅作品要被放置在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的重要场所,不但要合乎艺术的规律,更要合乎时代的规律,合乎政治的氛围。”

汪家芳希望这幅画能够同时体现出艺术化和通俗化,并且让人一看就知道,这里是上海。在刚开始进行构思的时候,他总认为题材无外乎“青山绿水,大好山河”,后来市领导说,创作内容应能体现“上海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”。几经转变,汪家芳终将目光落在了石库门上。

石库门脱胎于传统江南民居,又融合了外国建筑特色。汪家芳敏感地捕捉到这一独特的建筑式样具有城市地标、历史印记、文化交汇等几大特征,而他自己也是在石库门里长大的,更能深刻体会其中的人情味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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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要完成一件事,

就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一刻”


正式动笔之前,汪家芳四处采访、采风,光是作品小样前前后后就画了15稿,其中和最终定稿相似的画作就有6稿。在这期间,相关部门的领导们都反复提出了修改意见。从总体的画面结构,到局部的具体细节,诸如画中路灯、长椅、大树的位置,都进行了三番五次的调整。

团队里的一些朋友见迟迟不能过审,劝汪家芳不要再如此大费周章。可汪家芳始终认为,要完成一件事,就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一刻;即便最终还是被否定了,但对于画家而言,这也是一种特殊的经历。“我们要享受这个过程,而不是要一个结果。”汪家芳说。

最后的三稿小样,汪家芳每一次都会拿给市委领导看。若是需要“微调”,他肯定要再画三幅,用三种形式表现把“微调”的内涵表现出来,力求精益求精。画到第15稿,终于拍板定案。当晚,汪家芳接到通知,他非常激动。一切准备工作早已就绪,只等第二天正式开工。

石库门、东方明珠、金茂大厦,笔下的每一处景物都曾是汪家芳无数次走访、采风、写生的对象。随着画笔的渲染,这些图景在巨幅宣纸上逐渐放大,不断充实,不断完善。每一部分所蕴含的深情与厚意,在汪家芳的心中千回百转。他用画笔展现的,是这座城市的艰辛历程与繁华成就,也是自己对这片故土真挚的热爱。他想要在具体的创作中,通过精心设置的物象与炫丽的色彩,将浓缩的上海城市的历史、现状和未来艺术地呈现在观者面前,通过具体的画面让观者真切地感受上海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,品味上海城市的前行足迹与奋斗精神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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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石库门的上海

是无法想象的


《上海》的画面分为前景、中景和远景。远景是繁华摩登的陆家嘴金融中心,前景和中景则是上海特有的石库门建筑。汪家芳将上海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今天、昨天与明天铺排在一幅画中,独具匠心地勾勒出了“红色文化”“江南文化”与“海派文化”的纽带关系。

作为画面主体的石库门,乍一看似乎大同小异,但实际上,这里有不同年代的三种石库门。其建筑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意义在他巧妙的构思下,既各具特色,又浑然天成。

石库门首先是“江南文化”的切入。画面中的坡顶建筑,是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老式石库门。因以石料围砌而成的拱形门框,宁波话称作“石箍门”,受此影响,上海话就讹传成了“石库门”。当时,一大批来自江、浙、皖地区的移民聚居上海,也把相应的江南文化带到了上海,其中就包括江南的住宅形式。马头墙或山墙的造型、外墙面的白粉,以及屋顶的“老虎天窗”等,都是具有江南风格的建筑元素。

石库门还是上海近现代化历程的重要见证。19世纪20年代,上海的工厂、商号、银行、口岸初具规模,大量外国人来到上海,老式石库门逐渐融入了西方的建筑特色:坡顶改平顶、外墙由清水红砖或青砖砌成、石灰勾缝。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将门框改为清水砖砌,门楣呈三角、半圆、弧形或长方形,造型更加精致优美。新式石库门的这些变化,体现了世界文明在上海的交融。更重要的是,中国共产党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四次代表大会,都是在石库门建筑中召开。汪家芳意识到,中国共产党早期在上海石库门建筑里留下的革命文物非常丰富,这也让石库门烙上了“红色文化”的印迹。

汪家芳将第三代石库门建筑称之为“现代石库门”,这就是《上海》的前景部分,其基本素材是今天上海新天地的石库门建筑。这里原属太平桥地区,经过改造后,建筑风格仍被保留,但其功用则被赋予了新的商业价值。如今,这里不仅是海派味道甚浓的景观中心,还是国际化的商住园区、娱乐中心与时尚天地。这里既有历史记忆,又有翻天覆地的改观,为优秀历史建筑的保护提供了新的借鉴。

画面的远景,是今天人们最熟悉的上海:“东方明珠”电视发射塔、金茂大厦、环球金融中心、上海中心大厦、奔腾的黄浦江……“这是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见证,是一方更广阔、更包容、拥有更多梦想和机遇的天地,是一个更具时代魅力的国际化大都市。”汪家芳说,“但是,没有前面的石库门时代的文明沉淀,远景中的画面是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想象的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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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有先感动过自己,

才能去触动别人


喜欢上海的理由很多,对于汪家芳而言,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创作了《上海》这幅画;通过《上海》,对这座城市进行了深入的解读。为了创作《上海》,汪家芳查阅了无数的资料。当他对着《上海》向观者娓娓道来的时候,俨然像是一位地方史专家。作为艺术家能对历史文化研究得如此深入,这让很多人感到讶异。然而,汪家芳却觉得这是理所应当要做的功课:“我并没有刻意研究。我要创作这幅画,就必须要了解这些历史。如果对这些知识不够了解,怎么能够感动自己?一幅作品,只有先感动过自己,才能去触动别人。”他笑着说,自己有时候讲到一些感动的事情,甚至会先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来。

在《上海》的创作过程中,汪家芳先是要考虑到当各国政要进行会谈的时候,这幅画仅仅是一个背景,是会场主人翁的陪衬。因此,画面需得安静、优雅,而不能浓墨重彩、喧宾夺主。而会场空了以后,这幅画又是一幅很独立、很完整的艺术作品,它会对观者讲述很多故事,这又是站在观者的角度思考这幅画。

在汪家芳看来,一幅画的思想是一个“画家”能否成为“艺术家”的关键。“对于画家来说,技能是第二位的,关键是要有思想。艺术家需要通过思想去表达他对‘美’的认知,”汪家芳说,“而且,这种‘美’是要符合时代的。一幅好的作品需要得到所处时代的认可,这便是‘大家’的作品。如果一个大家走完了自己的时代,他的作品、思想、理论、技法,还能为后世所学习,那便是‘大师’了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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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家芳在创作《上海》



画家的使命就是传达“美”


对于艺术,汪家芳有一种使命感。从“文革”时在石库门里接触到连环画、领袖像,到后来在宝钢党委宣传部担任杂志编辑,他对于绘画的热爱从未停止。

1988年,汪家芳考入华东师范大学,开始了系统的专业学习,此时他已经快30岁。当时的单位领导对汪家芳十分看重,给他提出了两条建议:一条是提干,另一条是在职读书。汪家芳选择了后者,但在拿到单位的读书证明后,他完全没有考虑“在职”,而是直接就报考了全日制学制。等录取通知书到了以后,单位领导大跌眼镜,可无奈木已成舟。于是,汪家芳一边读书,一边仍然帮着《宝钢文艺》杂志做一些轻松的编辑工作。

从本科到研究生,汪家芳在华师大度过了七年时光。毕业的前10年、20年,他并没有感觉到所学的专业知识在创作中有所彰显。但随着最近十年参与的活动越来越多,创作机会也越来越多,他这才感觉到基础的重要性。“画家有早熟、中熟和晚熟的,”汪家芳笑道,“我属于比较晚的。”在不断尝试、不断创新的过程中,从前所积累的素描、色彩、油画等等基本功慢慢凸显出来,最终形成汪家芳独有的风格。他相信厚积薄发的力量:“积累的多,迸发出的内容才能更丰富。”

汪家芳觉得每个人都被上天赋予了不同的使命,而画家的使命,就是通过画笔展示美的载体。“作家通过文字能够刻画一个时代,但是画家就有一定的局限性,很难通过一幅画突破空间感来淋漓尽致地展现整个时代。所以,我觉得社会赋予画家的首要任务,就是传达‘美’。”

这种使命感,在他创作完《上海》之后愈发强烈。他渴望在这幅画的基础上进一步延续,挖掘更多的上海文化,将他所知道和所不知道的上海,都用画笔表现出来。来自上海的故土情结,让汪家芳对这个题材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和旺盛的精力。他想要让更多的人知道,上海发生过太多的故事,正是这些事情,才成就了今天举世瞩目的“魔都”。

汪家芳感觉,自己还有好多事情要做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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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启程,春风又绿江南岸


有了《上海》的创作经历,汪家芳很快又被委以重任:为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主会场绘制巨幅国画。

创作团队由汪家芳和其他三位画家,陈琪、江宏、车鹏飞组成,可谓是临危受命——接到任务时,进博会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,待完成草创、选定方案、小样送审、最终定稿,距离开幕已剩下不到20天的时间。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,完成13米×8米的巨制,还要装裱、上墙,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。

还是在闵行的工作室里,四位画家开始了全力以赴的合作。“在八天时间里,画好这么大一幅画,这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。”而最让汪家芳感慨的,是在这八天时间里大家不分你我的通力协作。四位风格各异的画家,在接到国家任务以后,没有计较个人特色,更没有计较名誉和金钱,夜以继日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中,在有限的时间内力求尽善尽美。由于是应急之作,难免有不尽人意的瑕疵,可尽管如此,汪家芳觉得无伤大雅。他所希望的,是通过这幅画让整个画坛看到海派画家的功底和素养;更重要的是,看到海派画家们团结、谦让、协调的精神。

汪家芳始终强调,无论是《上海》还是《春风又绿江南岸》,都不是某一个或几个人的功劳,而是整个团队的成就。他尤其感谢负责后勤和装裱工作的两支队伍。创作工作伊始,后勤保障队就连夜将场地布置好,待画家们一进场,所有工人就开始了全天候的服务,搬道具、拿颜料、搭台子,忙前忙后,无怨无悔。而负责装裱的周国伟先生则被汪家芳戏称为“天下第一裱”——这样大巨制的装裱工作,全国范围内没有第二家装裱公司能够承担。装裱工人们把8米高的脚手架搭好,一声令下,20多人同时开始操作,容不得丝毫的偏差。装裱《春风又绿江南岸》的时候,由于白天的会场里人来人往,大家只有在晚上工作。会场里没有床铺,整整两个晚上,所有人只能席地而卧,稍事休息。

最终这幅巨制亮相进博会现场的时候,人们看到的是一幅饱含江南文化底蕴的青绿山水画。画作采用传统平远构图,以大视野描绘出相互交织的太湖、京杭大运河、钱塘江等水系。市委领导亲定了《春风又绿江南岸》这个名字。除了江南的春天秀美典雅,水乡湖泊星罗棋布之外,“又绿”二字既彰显了改革开放40年举世瞩目的成就,更标志了一个新的开始。

春风又绿江南岸。新的春天,对于汪家芳而言,亦是新的开始。end.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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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选自2019年第4期《上海滩》杂志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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